别中考了！社科院教授：12年义务教育条件已成熟 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陈众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推行12年义务教育条件已成熟。作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陈众议曾递交“尽早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建议。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意味着很多考生不用再面对中考“普职分流”的压力。陈众议认为：“当前，中考‘定终身’为时过早，应把亿万孩子从十四五岁定终身的不科学的‘中考普职分流’中解放出来。”他表示：“当前，高考压力之前的中考压力，是将亿万孩子和家长的焦虑前移了三年。这正是近年来我不断建议尽早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主要原委。”“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条件已经成熟。“我国从1986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至今GDP增加近140倍。十二年义务教育不仅有利于总体上擢升国民素质，而且对人口发展战略也大有裨益。”陈众议说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机化学家李亚栋，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的表态引发关注。他直言，“教育要解放人，要整体降低高考难度，尤其是降低数学与物理的难度。”不少家长期待这一呼吁能落地，减轻学生的学业压力。但通过“降低高考难度”来推进减负，只是听上去很美。降低高考难度，甚至连有限的减负效果都难以达到，反而有可能加剧题海训练的程度。很多家长把学生学业负担重的原因，直接归为中高考考试太难。还有一些家长抱怨：“学的是一粒沙，考的是撒哈拉。”他们认为学校平时教学难度与考试难度脱节，校外不得不给孩子报培训班“上难度”。但问题在于，高考降低难度，学生考分高了，名次却没有提高，照样无法进入更好的高校。我国高校录取是根据学生的高考排名，再结合志愿进行投档。如果两名考生高考总分相同，则要根据语数外科目分数、选考科目分数等进一步区分出不同的名次。大学录取实行“名次评价”的方式，这使得降低高考难度带来的减负作用十分有限。当前的高考，降低难度的空间也不大。虽然每年高考结束，都有不少自媒体炒作“考题把考生难哭了”，但从各地教育考试院公布的高考分段表看，满分750分，考700分以上的大有人在。如果再降低考题难度，各省市的高分生恐怕会扎堆。备考阶段也会出现更严重的刷题提分现象。与李院士建议的“降低高考难度”相反，还有一些专家建议提高考题难度及区分度，以遏制题海战术——刷题也提高不了考分，就不要刷了。但这也不现实。只要高考的“选拔考”性质不变，就会有刷题应试的对策。因此，关键还在于推进高考从“选拔”转向“评价”。大学不是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的依据排序录取学生，而是把高考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依据之一，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比如，可以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划定基本的分数线，由达到成绩要求的学生自主申请，学校综合评价之后择优录取。当前高考志愿的填报和录取，存在一定的博弈色彩。在高考成绩公布后，考生需要根据本人的高考名次、大学（专业）往年的录取情况，填报志愿。大学对投档进来的考生按名次、专业进行录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被大学录取后放弃报到，其背后真实的原因是选择机会有限——虽然可以填报多个大学（专业）的志愿，但只能投档到一所学校、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填报志愿的博弈中，大学每年的录取分数、位次都会起伏变化。今年高考录取期间，部分985高校在某些省份的录取分数（位次）大跌，引发舆论关注。这是因为受往年录取情况、今年外部舆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报考这些学校的高分考生减少。而来年，这些学校的录取分数（名次）又可能大幅上扬。这种波动让学生填志愿变成一种博弈，既存在志愿填报的焦虑，又可能因对获录取的大学或专业不满意，最后放弃报到。如果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再根据自己对所录取大学及专业的喜好、奖学金发放情况进行选择确认，可以提高学生对大学和专业的满意度，也促进大学之间的竞争。将高考录取方式从选拔转向评价，可以渐进式推进。比如，在强基计划与综合素质评价录取中，将现在由学生填报志愿、按计划投档的方式，转变成学校在高考成绩公布后，自主提出申请成绩，达到申请分数的学生再自主申请多所大学。由大学结合高考成绩、学生的中学学业成绩、大学校测等进行综合评价录取，一名学生可以同时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并自由选择。相比于按名次选拔录取，由高校进行多元评价，会增加其他主观因素，这让舆论担忧不能保障公平。但这不是不推进改革的理由。一方面，强基计划与综合素质评价已经积累了多元评价的经验，改变申请方式只是更进一步。建立公开透明的多元评价体系，接受社会监督，遏制其中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这应成为改革的目标，而不是因噎废食。另一方面，通过赋予学生更大的选择权，可以督促高校提高多元评价的公信力，提高办学质量，吸引优秀学生选择。
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教育部：不得以考试成绩对中小学生排名 合理设置考试难度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出台《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明确不得以考试成绩对学生排名。措施第一条提到，将有效缓解学生考试升学焦虑。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严控书面作业总量，严禁布置机械重复、惩罚性作业，鼓励每周设置一天“无作业日”。规范考试管理，减少日常测试频次，合理设置考试难度，不得以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排名。巩固校外培训治理成果，继续严控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规范非学科类培训，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有序推进中考改革，加快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开展均衡派位招生试点，缓解学生和家长升学焦虑。全面落实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综合性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学生生命教育、青春期教育和挫折教育，提升学生适应环境、调适情绪、应对压力等方面能力，增强心理韧性和心理免疫力。全面落实“体育每天2小时”。全面推行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能够按规定课时开展体育锻炼，普遍开展“班级赛”“年级赛”等全员性体育比赛活动，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鼓励学校与社区合作开放周边运动场馆，为学生放学后开展体育锻炼提供场所保障。鼓励推行“课间15分钟”，延长学生课间活动时间，丰富课后服务体育项目，增加学生户外活动时长。开展健康学校建设试点，探索一揽子解决近视、肥胖、心理健康等学生身心健康突出问题的有效机制模式。此外，还包括：保障学生充足睡眠时间、培养学生健康用网习惯、关心关爱特殊学生群体、推进实施全员育心制度、优化校园心理支持环境、培育家庭和谐亲子关系、健全部门协同防护机制等措施。
你认可吗！诺贝尔化学奖得主：AI大环境下学历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有专家表示，随着AI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这会让学历越来越不重要。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接受采访时谈到AI与教育的未来，莱维特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学历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过去，教育是知识的入口；现在，AI让任何人都能获取知识。”他指出，世界上许多科技巨头创始人——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谷歌的拉里·佩奇与谢尔盖·布林——都在大学中途退学。“他们能进入顶尖大学，说明足够聪明；但他们的想法比课堂更重要。”“未来，一个没有大学文凭但会用AI的年轻人，可能比传统意义上的‘名校毕业生’更具竞争力。”AI让知识变得“可说即得”，哪怕一个不识字的人，只要能说话，也能通过AI完成任何事情。这意味着教育特权正在被削弱。“未来，一个聪明但没上大学的年轻人，与名校毕业生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预制菜”的话题，公众反应激烈。人们担心的，不只是味道和营养，而是日常会不会在看不见的地方被简化、被替代。教育里，也有类似的“预制”。同样的课件、同样的解法、同样的成果。孩子们在一条条隐形的流水线上，被要求交付一个又一个“完美作品”。探索、失败和偶然，逐渐被排除。这并不是新鲜现象。只是，当它被命名为“预制课”时，人们才意识到，它正在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于是我们想问：谁在定义“预制课”？课堂的真实气息去了哪里？教师的角色变成了什么？围绕这些问题，我和一位00后教育创业者翟建勋（科创教育博主、00后创业者），展开了一次长谈。谁来定义？边界之争左希：到底什么算“预制课”？是录播课、是微课，还是那些被提前打包好的教学资源？翟建勋：不止这些。在我看来，更关键的是逻辑。如果一门课，把学习的路径和结果都固定下来，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探索和失败，那就是“预制”。左希：比如你常说的机器人课程。老师先搭一个样板，学生照着复刻，最后赛场上清一色的同款机型。翟建勋：对。其实像流水线。所有原材料，不管高矮胖瘦、酸甜苦辣通通送上同一条流水线。老师甚至会害怕孩子产生想法，因为一旦卡住失败，会影响体验感，进而影响续费。孩子们比的，不是想象力，而是操作的熟练度。那些变量、意外和独创，全都被排除在外。左希：那这样理解，录播课算“预制”吗？翟建勋：录播课只是一种形式。它是不是“预制”，要看有没有余地给学生自己生长。如果老师讲解的内容只剩下“正确答案”，那就还是“预制”。但如果录播课能留下空隙，让学生去质疑、去实践，那它就未必是。左希：所以“预制课”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而是一种教育方式的隐喻。强调的是“确定性”。翟建勋：对。确定的路径、确定的答案、确定的成果。看似高效，但牺牲了学习本该具备的不确定性。左希：换句话说，它的边界并不局限在校外培训或某类新型课程里。应试教育里的标准化解法，甚至大学课堂里一成不变的PPT，也可以被理解为“预制”。预制课的逻辑，是交付一个成品。翟建勋：是的。“预制课”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它的底层逻辑迎合了人们最原始的焦虑。三十个孩子用同样的材料包，跟着同一张说明书，拼出三十辆一模一样的小车，最后比谁快，谁就算学得好。教育里的很多场景，其实早已和“预制菜”如出一辙。教育正在被打包成一份方便食品。课堂的“锅气”去哪了？左希：常听到有人说“菜有菜味，锅有锅气”。在我们熟悉的课堂上，那个“锅气”去哪了？翟建勋：锅气一定是真实的，可以看到、可以闻到，能直接触发大脑。我见过太多学了两三年开发板的孩子，到现在连正负极都不敢徒手接，更不知道接反意味着什么。孩子的手没有犯错，但他们的大脑也被隔绝了。左希：你是Z世代的教育创业者。如果回顾成长，你的学习记忆里，还有哪些“锅气”？翟建勋：我是2001年出生的，在上海读书。2014年开始参加DI创新思维赛和OM头脑奥林匹克。那时的环境很单纯，大家就是因为兴趣去创造。初中开始接触，到高中、大学都在打比赛。可以说，我就是在“锅气”里成长起来的。左希：那是个“众创”的年代，创客、PBL、STEAM、Maker Faire还都是新鲜词。翟建勋：今年六月，我在车上刷到芥末堆那篇《创客十年，一个词语的消亡史》，立刻靠边停车看完。虽然十年前我才十四岁，但记得很清楚，大家的方式很直接，很简单，不像现在总要挂靠“高科技”的名义。左希：从创客到创业者，你的体感更立体。翟建勋：是的。那时因为一个点子去写剧本、拍视频、研究蒙太奇手法，成片出来后反复观看。那种因为热爱而入迷的感觉，那种沉浸感，就是课堂的“锅气”。真实，不可替代。今天的课堂正被设计得越来越安全、标准、可控。正是这些条件，把“锅气”一点点熄灭了。锅气的消失，不是因为孩子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课堂被做成了真空包装。教师变成谁？身份的异化左希：你最初是一个小创客，后来变成了教育创业者。角色在转变，你看待课堂的方式也在改变。翟建勋：2019年暑假，我在上海一家STEAM展会公司实习，被一家叫“野猪拱拱”的团队吸引。他们展示的都是手搓的娃娃机、纸板小车。那时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原材料往往比套件更有吸引力。上大学后，我和伙伴们开始带学生打比赛，一年能带六七个队。毕业后，我凭着一股劲做C端，在上海一个火葬场后门租了70平米的小屋，既是创客空间，也是寝室。每天打地铺，半夜醒来能看到空地上刮龙卷风，也会遇到黄鼠狼和小螃蟹。疫情期间，学校停课，账上只剩50块钱，饿得受不了才掏10块去买两袋方便面，把开水灌进袋子里吃。左希：的确有些窘迫。翟建勋：最窘迫的时候只能靠小红书和视频号招十个学生，才有了第一笔26万的启动资金。那时我更加清楚，我想守护的不是某种升学路径，而是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热爱的可能。无论他将来想做工程师、科学家还是艺术家，甚至只喜欢打螺丝，我都希望他们能用创造力保持不被束缚，学会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做一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人。左希：如果用美食做比喻，那就是保护人的味觉，对酸甜苦辣咸和复杂风味的感知。但实际上，教师的身份正在改变。某些地方要求教师统一用电子教案，禁止改动；一些培训公司“明星讲师录播，基层教师只放课件”。教师从“厨师”变成“热菜工”，从创造者变成执行者。翟建勋：在科创教育里尤为明显。比如课题成果。原本应该由孩子基于兴趣和学科提出问题，通过科学手段去落地。但很多机构是提前准备好一个课题，直接丢给孩子，甚至拿一个现成的装置让孩子反推。这样的答辩，不只是孩子心虚，连老师都心虚。左希：科创老师成了比赛里的“枪手”，提前预制好了成品。翟建勋：背后其实是两种教育观的对立：“预制课”把科创当升学工具，“有锅气的课”把热爱当生命真谛。毁掉孩子科创天赋的，从来不是缺资源，而是三种思维：第一是成果论，必须拿奖才算成功；第二是替代论，老师代做，学生挂名；第三是速成论，机构宣传“三天搞定白名单竞赛”，但真正的研究往往要几十个小时的无用实验。左希：一些厨师坚决不在外面吃饭，一些农人坚决不吃自家种的菜养的鸡，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食物会危害身体健康。对教育者来说，又有哪些妥协和坚持？翟建勋：我认识很多很厉害的老师，十个里八个都是满腔热血进来的。每年都有无数家庭和孩子，在这种成果逻辑下付出努力，却得不到回报，也压垮了许多老师。老师不再是创造者，而是流水线上的执行者。他们被磨平了。为什么预制课有市场？左希：如果问题早就显而易见，为什么预制课还是有市场？翟建勋：最直接的原因是家长需要确定性。成果要看得见，才觉得钱花得值。左希：比如你说过的那个博士妈妈？翟建勋：对。我遇到过一位生物博士的妈妈，她焦虑的不是孩子热爱科创，而是怎么劝孩子放弃。她觉得不如多刷题。我问她：“您的工作是您热爱的吗？”她说不是。那就很好理解了，没有经历过热爱，就更难理解热爱的价值。左希：所以家长要的不是探索，而是一个稳妥的结果。翟建勋：是的。我们的体系容错率太低，一旦走偏，就很难托底。家长就更愿意押注在标准答案上。我曾经在课堂上给两个孩子完全相同的材料。小A成绩很好，很快按参考案例做出一个自动浇花器，又快又标准；小B平时爱瞎琢磨，完全不理我的范例，捣鼓了半天，做出来一个奇形怪状的装置。我问他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能自动给流浪猫投喂的机器，因为我们小区的小橘猫胆子小，人一靠近就跑。”左希：在标准化逻辑下，小A的作品会被认可，小B的会被忽视。翟建勋：对。教育市场就这样奖励小A，惩罚小B。世界当然需要高效执行的人，但更需要那个心里装着流浪猫，愿意用笨拙却善意的方式解决非标准问题的人。现实是，市场更愿意为小A的行为买单。左希：评价标准就是导向。教育在奖励什么，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家长的焦虑是一方面，供给端是不是也在推波助澜？翟建勋：没错。机构更喜欢“预制课”。因为标准化最容易复制，成本低，老师也好培训，交付更稳定。续费逻辑就是成果逻辑。看得见的作品、成绩和奖项，才方便当做卖点。左希：所以问题的根源是，家长买的不是教育，而是一份可复制的确定性。翟建勋：我14岁那年参加的第一个比赛是DI（创新思维大赛），它现在不在白名单里了，但我仍然觉得它特别好。需要做道具，融合创意、故事和协作，再用表演呈现。当时老师也不懂，就陪我们琢磨，甚至把他女儿的玩具车拆了来改造。我们还想出了“电机推动去，肥皂滑动回”的小设计。那种自由的创造力，如今却越来越难在市场逻辑里留下位置。谁在推高预制课？左希：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明显感觉到这种“预制课”变多了？翟建勋：大概是2021年。有一个模糊的分水岭。我去过上海的一家STEAM机构，他们每节课都会在门口对家长说：今天孩子学了什么，做了什么实验。家长听着很满意，觉得孩子收获满满。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老师塞进去的，孩子自己并没有经历探究的过程。左希：所以表面是收获，本质是“交付”。翟建勋：我见过不少孩子，学了两三年机器人或编程，却只会在预制好的环境里操作。一旦脱离套件或特定软件，他们就完全停摆。学习被固化成依赖。左希：这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多重力量的合谋。市场需要降本增效，资本需要复制扩张，政策需要统一合规，监管也要便于追踪。翟建勋：没错。我认识的很多同行私下说，他们已经减少了B端和G端的合作。他们以前做入校项目，往往要给校方佣金，20%到30%是行业潜规则。等预算真落到老师手里，一节课只值15块钱。左希：所以才会有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式”建设。流行MOOC的时候就翻转课堂，流行创客的时候就上马空间和器材，流行AI的时候又一股脑做小模型。一纸文件就能带动一波潮流，但留下的往往是闲置设备。翟建勋：我听过一个领导说，“3D打印已经过时了，你还搞3D打印就不对。”他们太看重短期结果。今年出不了成绩，明年就换供应商。真正需要细水长流的东西，根本长不出来。左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机构转向C端，试着去寻找愿意“慢下来”的家庭。翟建勋：白名单赛事出来以后，上下游链条型的产业模式迅速成型。很多原本喜欢创客的孩子正在一点点退出，因为他们面对的对手，往往不是同龄人，而是有多年经验的成年人。这是致命的打击。在这种逻辑里，教育逐渐被做成一台“算法的炒菜机”，设定好参数，原料从一端进去，另一端就能源源不断产出统一的成果。左希：AI的加入会让这台机器运转得更快。它能把课程切成碎片，自动生成练习，实时追踪学生的表现。看上去精准高效，越是高效，越容易把教育压缩成一个可控的流程。翟建勋：对。效率最大化，本来是资本和平台的偏好。AI只是把它推到极致。但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效率问题。教育的另一种可能左希：如果预制课已经成了常态，还有没有别的可能？翟建勋：有。教育必须留出变量。孩子需要允许犯错，需要经历意外。真正的创造力，不是从昂贵的套件和刷不完的题库里长出来的，而是藏在那些废纸板小车、泡沫船和纸板投石机里。笨拙却有生命力。左希：失败和不完备，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教育的意义，不是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而是让人学会在不确定里摸索。翟建勋：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家庭普通，父母离异，应试成绩也不算出众。是科创像一道光，把我拉出来，让我相信即使一穷二白，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信念，比任何奖励都重要。左希：如果让孩子相信“我和理想无关、和价值无关、和思想无关、和人类心灵的复杂性无关”，那才是教育最深的悲哀。翟建勋：是的。我见过太多孩子，从小有想法，后来像一根火柴一样，越烧越短。最后他们觉得什么都没意义，成了“空心人”。这是系统熄灭了他们心里的火苗。左希：所以非预制的可能，不只是教学方式，而是关乎人如何理解自己。在这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里，孩子才更需要这样的滋养。翟建勋：但问题是，好的教育正在变成稀缺品。如果预制课成为主流，“手工教育”“工匠课堂”可能反而成了奢侈品。左希：这也是你为什么选择去做自媒体？翟建勋：去年12月，我因为对一些套件和比赛潜规则的反感，就开了账号。第一条视频讲AI比赛的混乱，结果意外爆火。很多家长加我，问有没有线上课。后来我干脆办了个小沙龙，原本计划七个家庭，结果来了二十五个。那一刻我意识到：还是有人在寻找“锅气”。左希：所以你们在极简的条件里，坚持创造空间。翟建勋：对。300块买个取暖器，在寒冷房间里录课。没有启动资金，就靠小红书、视频号一点点招来学生。现在我们有三百多学员，也找到了一些愿意“慢下来”的家庭。他们不在乎标准答案，而是希望孩子去找到自己的热爱。左希：教育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不是交付成果，而是陪伴孩子找到热爱。翟建勋：是的。有的孩子喜欢鸟，我们就研究帮助鸟类的装置；有的孩子喜欢动漫，我们就做可穿戴的大翅膀。创造不是被规定的技能，而是个人的表达。左希：如果要搭建一个最有“锅气”的场景，你会做什么？翟建勋：理想的场景是创客马拉松。不限材质，不限形式，没有指定目标。创意、应用方式、观点表达，都可以成为评价的维度。那种创作本质上无法标准化，也永远不可能被预制。教育若想保留锅气，就必须先学会接受不可控。而这是预制逻辑最无法容忍的。
一个很有意思，并且似乎在线上和线下都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小学生的兴趣就是游戏、动漫，如果任由其按兴趣发展，那就是每天玩游戏、看动漫。不但在线上有这样的言论，作者身边也有这样的案例。家长与孩子之间变成一场猫鼠游戏，家长禁止孩子玩游戏，孩子则偷偷玩。学习不好一定是游戏导致的，一切都是游戏的责任。到目前为止，作者与孩子之间尚未出现这样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作者从小就玩游戏，并不觉得游戏是洪水猛兽。作者在1987年有了一台原装的任天堂红白机，然后有了一台中华学习机，13岁有了一台286+王码480显卡，16岁有了一台AST的Pentium 75（AST是当年全球排名前五的PC厂商），接着就通过电话线连上64k modem搭上了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有这样的“娱乐条件”着实不易，这要感谢作者的父母从未将这些电子产品视为洪水猛兽。这些消费电子产品“投资”，确实让作者的童年和青年少时期，充满了快乐的回忆。1980年代原装任天堂红白机的价格是2300元，一盒原装魂斗罗卡带的价格是600元；中华学习机的价格是800多元；286组装机的价格是4000元，王码480显卡的价格是3000多元；AST的Pentium 75是当年全球最新款的多媒体奔腾CPU电脑，配有一张Microsoft的Encarta 95百科全书光盘和一张Cinema 95电影百科全书光盘，价格是1.5万元。上述产品总价超过2.5万元，而当时一二线城市一个80平公房折子的价格也就500元左右。除了任天堂红白机和中华学习机是父亲给作者的意外惊喜外，后面的产品都是作者主动“索要”来的。作者经常笑言，如果当年父母不把这些钱买这些电子产品，而是用来买房子，那作者早可以躺平三代。然而，人生的乐趣就要失去很多。有了这些设备，伴随作者学生时代的便是：1、光荣的《三国志》、《太阁立志传》、《信长之野望》系列游戏，作者对三国历史和日本战国史的兴趣皆源自此。《大航海时代》系列则是地理和贸易兴趣的来源。当然，还有大宇的《仙剑奇侠传》，Square Enix的《古墓丽影》等等。到1990年代中期，PC、PS游戏已经非常普及了。一二线城市的80后，都是在游戏中度过了自己美好的童年，问问今天所谓的“成功人士”，这些电子娱乐有耽误过他们吗？2、PC Magzine、PC World，这两份重量级杂志在1990年代初引入了中文版，作者少年时期关于IT硬件的知识皆源自此。至今还能记得PC多媒体时代的到来，Intel Pentium与IBM Power之间的CPU大争，以及Windows 95横空出世的惊艳和Apple Mac挂横幅嘲讽的不平。将人类带入3D世界的第一款显卡是Voodoo，当年的声卡甚至都不是集成在主板上，新加坡的Sound Blaster是要单独卖的；黄仁勋当年还是愣头青，在全球游戏玩家的助力下，Nvidia才会在AI时代“君临天下”。3、早期触网的快意。作者上网时，网易、搜狐这些门户网站似乎还不如Yahoo！吸引人。当时最喜爱的BBS是三国主题的E3 League和光荣论坛，由游戏到历史，由正史到网文小说，一群无知又无畏的年轻人，在BBS上发表着自己对三国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还要不断查阅三国史料，这根本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实现的。所以，在作者眼里，游戏、动漫、互联网，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它完全可以是一个少年主动探索世界的工具。今天不少家长十分功利，学生做任何事，都必须有“眼前的意义和利益”。明明可以由娱乐切入，稍加引导即可导向主动探索，但总要说一句“你玩这个要想想有没有意义，是否有利于你学习”，“玩归玩，也得从中思考一下能不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别白玩了”。不妨反思一下，当你加班到20点，老板端来一杯咖啡，你以为是暖意融融，然后老板来一句：“喝了它就不困了，可以继续加班到凌晨”，你又作何感受？自己是牛马，就要让子女当牛马，何苦呢？作者接触PC很早，除了上述由娱乐到探索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少年时期就明白自己完全不具备走码农路线的可能。不少早期拥有PC的学生，后来都走上了IT道路。作者在小学学习编程时就遇到困难，无论是LOGO还是BASIC，都难以入门。由此深知自己完全不擅长这件事。这是一次重要的试错。因为在1990年代初如今天一般，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作者的兴趣只是使用这些工具，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充满兴趣，但对制造这些工具，完全没有任何兴趣。正是这次试错，让作者可以在高二分班时完全无视当时已渐成热门的计算机相关专业，毅然选择文科。犹记得作者以年纪前10名选择文科后，几乎所有主科老师都来循循善诱，说文科都是理科学不下去的学生才选的，你没有必要这样。物理老师甚至跟作者父母讲，你家孩子这是在放弃自己。现在想想，这不过是理科老师在尽力争取一个KPI罢了。因为学校对老师考察的方式，就是有多少学生能够考上好的大学，像作者这样的学生如果留在理科班，自然是为老师的评定有所助力的。好在父母从不干涉作者的选择，无论怎样选择，父母都会支持。作者选择文科并非因为有任何“天赋”，仅仅是因为文科于作者而言，能够更加轻松。作者需要更多自由时间去按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而不是每天完全陷在作业中。值得庆幸的是，高中时代的政治老师是一位引路明灯，作为全市学科带头人，他既对如何应试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在课堂上经常会讨论当时的热点经济问题。年轻的历史老师也十分擅于启发式学习，轻松而愉快。所谓兴趣，哪里只是游戏和动漫呢？今天不少家长惧怕孩子有兴趣，认为孩子的兴趣只有游戏和动漫。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自己一生没有任何真正的兴趣，不过是人云亦云地选择了专业和工作，在不顺心的时候大抵会用刷短视频来排解烦闷，自然会认为任何娱乐都不利于学习。何为兴趣？如果明天开始你就不用工作，有没有一些事，仍能让你一直集中精力坚持从事？作者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答案是太多了。例如，作者一直想翻译完成的Carrol Quigley著作Tragedy and Hope，又如，作者一直想将《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拓展成书，从1850年代的法国老龄化写起，贯穿人类的工业化、全球化历史。这样的探索，不可能是为名也不可能是为利，只能是来自于探求世界的兴趣本身，但这样的事一旦做成，往往不可能既无名也无利。正是因为儿时开始对计算机产业（而非编程）的兴趣，才促使作者有足够的积累和冲动去研究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历史，从而写出《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这两篇被G2半导体产业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文章。但如果没有游戏作为导引，又怎么可能让一个儿童去开始关注计算机产业呢？回到教育这个话题。手游和短视频在今天对个体的影响十分巨大。游戏巨头和短视频企业都聘用了不少心理学专业人才，去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将用户留在自己的app上。注意力经济的本质，就是一个人一天的时间只有24小时，如果有更多时间留在自己的app上，那消费就会更多在这里发生。所以手机互联网时代的成瘾性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那作为父母，如何去应对这个问题呢？是完全禁绝任何电子产品吗？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作者的办法，可能不是唯一方案，也可能不是最佳方案，但大概是一个现实的方案。为了既不让孩子处于封闭环境或令其惧怕电子产品，也不让手机的成瘾性app影响孩子，作者首先做的，是在学习任务尚不重的小学初期，就主动带着孩子玩优秀的游戏。Switch上的超级玛丽系列、塞尔达旷野之息和王国之泪、大航海系列，作者都陪着孩子一起玩。这些都是一流的单机游戏。作者的判断是，一旦玩过优秀的单机游戏，那具有成瘾性的网络游戏就很难接受。事实也如作者所料，在被优秀的单机游戏“洗过脑”之后，类似王者荣耀这类手游，小朋友提不起任何兴趣，而这类游戏正是浪费许多孩子最多时间的。作者做的第二件事，是向孩子普及游戏产业知识。游戏产业是巨大的消费类产业，在可见的未来，这个产业还将继续不断扩张。在向小学生介绍一个产业之前，首先需要让其了解人类是如何赚钱的。光荣的《大航海时代》有十分优秀而简洁的交易系统，除了能够获得足够的地理知识，还能让孩子快速了解贸易，管制、转口贸易这些在今天成年人看来较为复杂的情形，其实在《大航海时代》中都有体现。在对贸易常识有感性认识后，就可以向孩子介绍游戏的类别，包括单机、互联网、RPG、SLG等等分类，穿插介绍全球各大游戏公司和它们的成名作，以及这些游戏的发行数量和收入。进而可以和孩子探讨如何才能通过游戏赚钱。例如作者就和孩子讨论过原神对塞尔达的模仿，原神和塞尔达的销售收入对比，以及为何原神赚得更多。不要认为这些问题对一个小学生很困难，正因为他们是游戏消费者，所以他们的看法其实往往精彩而重要。此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引入成瘾性游戏和成瘾性app这个话题，作者毫无保留地向孩子介绍了成瘾性带来的巨大利益及其商业模式，此时，孩子对成瘾性app的戒心就会逐渐生根发芽。因为有优秀的单机游戏打底，加之对成瘾性的了解，对成瘾性游戏的抵制就会很容易形成。这其实是在内心形成了一个鄙视链，玩优秀的单机游戏更加“高档”，玩成瘾性手游比较“low”。当然，你不能期待孩子一开始就能完全知行合一，但心里埋下的种子，在不时的提醒下，就会逐渐成长。作者认为，许多孩子喜欢玩王者荣耀一类手游，除了成瘾性设计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欠缺足够的社交。这是当前教育中非常失败，但又很难责怪任何一方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学生的共同话题感会很强，因为当时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是电视，而每天所有人看的电视节目都是差不多的。新闻看一样的，电视剧也看的是一样的，自然而然每天可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在今天，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孩子们每天的娱乐其实都不同。孩子们平时可以看的“剧”和其他信息，往往都是父母选择好的，或者被app推送的。一个班的小学生，能同时看一部动漫的都没几个，怎么可能形成太多共同话题呢？但类似王者、蛋仔这两款手游，却是许多家长和孩子都在玩的。家长玩是为了放松打发时间，孩子玩，除了游戏本身之外，其实是源于社交需求。线上的连网与线下的讨论，都是基于人类最基本的社交需求。所以要有能力抵抗住成瘾性，除了认识和对比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满足孩子的社交需求。如果一个中小学生每天“无处诉衷肠”“无人听内心”，那王者和蛋仔反而可能是他们最好的归宿，否则抑郁缠身就会是早晚。所以，兴趣可以是游戏，可以是动漫，也可以是经济、政治、历史、地理、文化、旅游，以致无穷。作者活到今天，人生的每个时点都以兴趣为导引，以兴趣做选择。正因为有兴趣傍身，所以从来都可以独立思考，在选择时也不用人云亦云。也正因为如此，作者与许许多多看似完全不相关行业的朋友，都能有足够多的话题。这篇文章，既是写给家长看的，也是写给孩子看的。许多家长能够尊重孩子的兴趣，只是缺乏一定的方法以及足够的信息，这篇文章可能会有些启发和帮助。但有些孩子，身处执拗父母的家庭，每天充满内耗。对你们而言，不应因为父母的执拗就过早放弃自己选择的可能。许多父母不能理解孩子既想追求自己的选择，又要尊重父母教导的痛苦。这种痛苦往往源于父母教导能力的欠缺，同时缺乏的，是在为人父母过程中不断改善、提升自己的毅力和动力。心理学上讲，年轻人的成长都会遭遇“弑父”阶段，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因为子女对父母的尊重是天生的，子女许多言辞的抵抗其实只是因为无法与父母正常沟通，情绪不知如何宣泄，这种宣泄往往带来子女内心的更加痛苦，但宣泄行为又会让父母误认为是叛逆，进而形成新的对立。子女必须在“叛逆”中成长，因为只有完全斩断孩童时期那般对父母的依赖，才能从内心真正独立成人。这种叛逆可能激烈，也可能缓和，全在于父母愿意花多少心思在孩子身上。有些死脑筋的读者留言，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又改变不了什么。但其实，教育除了学校就是家庭，家庭教育远甚学校教育百倍。所以，知行合一，怎可能无用？中国的一些家长常常死要面子活受罪，把子女的成绩当做自己的脸面和炫耀的工具，这样大抵很难有好的结局。因为时代终究是变了，年轻人总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去获得他们想要的自由。与其同孩子激烈地对抗，不如提升自己，尊重孩子的兴趣，让自己成为孩子人生路上一个好的启蒙老师。当一个父母放弃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时候，就很难有资格去教育孩子如何学习和提升自己；但反过来，如果你的父母已然如此，你就更要提升自己，如此才能早日摆脱他们的束缚，去追求自己的人生。
家长反对高三双休，最可怕的就是互害式内卷
近日，深圳有学生家长写信给深圳市教育局，恳请恢复高三单休，以确保深圳高三学子与广东省其它市区孩子的公平竞争，皆因双休可能打乱既定的教学节奏，且可能导致高三学生在校学习的总时长减少超过300小时。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高三双休，没想到一些家长却并不买账。当然，很难说这些家长到底有多少，但这肯定代表了某种情绪——双休，一定减少了学习时间，这会让学生处于不利地位。至于学生的休息、身心健康云云，在生存问题面前，重要吗？事实上这种双休的囚徒困境，其实和高考制度的设计有关，它客观上让所有人都能找到明确的“对手”，也让家长对单休有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01高中双休，来得太不容易。大概今年3、4月时，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推进落实普通高中双休制度的消息受到关注，并引发热议。4月11日，教育部官网公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查处中小学违规办学行为典型案例》的通知，其中就提到将禁止法定节假日、寒暑假集中补课或变相补课作为“红线”，对“普通高中周末双休”问题亮明了态度。事实上也正是在此时开始，很多人才发现原来几乎所有高中都没有双休了。这甚至比打工人还惨，在职场“没有双休”好歹会被视为一种负面，会遭致批评，但在中学生的世界，早就是“天经地义”了。高中之所以明目张胆地没有双休，这和它独特的位置有关。高中不是义务教育，那些强力的“双减”等措施，理论上拿高中没有办法；而高中的加压又有很强的“民意基础”，这是高考前的冲刺，为了高考，那么一切都是可以牺牲的——演唱会都能给你喊停，何况是双休？这也是为什么高中双休似乎有着强烈的“仁政”色彩，是对高中生的关心，是赋予最基本的权利，但自施行之日起，反对的声音就几乎没有停止过。比如，此前杭州就有家长对双休表示反对，还洋洋洒洒写下了4点理由和2点建议，投诉到了市民问政平台；而在互联网平台搜一搜，反对高中生双休的也是大有人在。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杭州还是深圳反对双休的家长，都提到了这对杭州/深圳的孩子不公平。在这场教育竞争中，他们很快就能建构一种共同体意识，代入一种集体叙事。而这，恰是高中生双休阻力极大的原因所在。02高考，是个非常特殊的制度。看上去整齐划一，千万体量的考生在同一时空维度上竞争；但它又是个地区切割清晰的考试，以省为单位进行的竞争。高校的分数划线，都以省为单位。那么所有人都能很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就是一省之同学。这也就意味着，高考的比较维度天然是割裂的。哪怕是同样的分数，放在不同省份，其价值和含金量完全不同。这种按省竞争的模式，让“别人多学一小时，我家孩子就少一分”的焦虑感具象化。换句话说，高考不是全国一盘棋，而是数十个小战场。每个省的家长都在琢磨“我家（市）的孩子会不会因为制度吃亏”，这种高度清晰的对比环境，才会让高三学生双休引发如此大的争论与抵触。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高考的竞争是在全国范围，高三学生双休的所谓“剥夺感”会相对模糊，因为人们无法预知受益对手是谁。但如果在一省之内，就会变得格外清晰，就是隔壁市的孩子，“马上就要超过我们了”。而在考试模式上，高考又高度同一，基本不容纳任何个性。只要是一省的考生，做的都是同一张卷子。这也造成了学习内容的高度同质化，单位时间的价值度量衡完全一致——多一天时间去休息、度假、游玩，只会带来学习时长的损失，而不会带来任何学习价值增量。在这样的框架下，休息并不会被视作一种“投资”，而是被等同于“浪费”。哪怕心理状态、身体健康、创造力等，本可以在适度休息中得到补充，但在高度同质化的竞争逻辑里，这些隐性的收益迅速就被忽略。最终时间本身变成了最核心的资源，家长与学生都被推入一个近乎零和的竞争场：谁多占据了一点学习时长，谁就可能在分数线上挤掉别人一名。这种简单粗暴的度量体系，不仅让高三学生双休成为一种奢侈，也让“多学一小时”的执念抓住了所有人的神经。这种既割裂又整齐的模式，一方面把竞争具体化到极致，滋生出强烈的焦虑与防御心理；另一方面，它又通过高度统一的考试形式，把所有人都拉进同一条赛道，几乎不给个性化的学习空间，让时间安排模式高度统一。由此，高中双休近乎是无解的。有希望孩子好好休息的家长，但高考内在的“时间就是分数”的逻辑，只要高考不变，就永远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03仔细想想，高中生尤其是高三的学生挺可怜的。按照“时间就是分数”的逻辑，别说双休，单休其实也是浪费的——难道不也应该用来学习吗？但现在普遍“达成共识”的单休，其实已经是能“压榨”的极限。在各地表达双休之前，学生对单休的不满在社交平台上已经快要掩盖不住了。可以说，双休的出台，并不只是大人们的好意，也有学生自己的不满。代入一下中学生的处境，全天几乎满负荷的学习，很多活动范围也仅有校园那么大，一周只有短暂的休息，要经历连番不断的考试磨炼，这样的日子是什么滋味，不难想象。仔细想想，学生这样高强度地学习，最后的目标，其实还是进入一所好大学，找到一份所谓“体面”的工作——可惜，那份工作很可能同时是双休难得、加班常态。换句话说，他们在高中阶段为了一天的休息拼命挣扎，走出校园后却可能发现，这种挣扎并不会终止，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从学校到职场，休息都像是一种稀缺品，被不断压缩、不断让渡。高中的残酷，其实只是成年世界的提前演练。一个社会，如果难有双休的高中，那么大概率也难有双休的职场。这背后的生活哲学和博弈规则是同构的：时间被不断量化为可计量的产出，效率被凌驾于个人的权益之上，牺牲休息与生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代价，加上缺乏足够刚性的制度，让高中学生以及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挣脱这个循环。而在这些事件中，这些反对双休的家长，很像是一种群体思维的代表：精明、算计，却又对机制本身缺乏超越性的理解，只能在现有的竞争框架里出于自利的内卷加码，而缺乏追问规则的能力。无奈的是，似乎这种低层次乃至互害式的博弈，就是当下教育生态的常态，明知结局是双输，却依旧被裹挟其中，难以跳出。更高层次的对规则进行反思与重构，早已再无人提起，在铺天盖地的应试教育神话中，也显得是那么的滑稽和不合时宜了。
周末跟两家朋友小聚，都在海淀，一家有初三女生，一家有高三男生，都是好学校，两家都有苦恼。初三女生之前是点招进去的，初一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因为数学老师一开始就尝试用微积分解题，有几名学过的学生反应很积极，数学老师默认全班都在初一开学前学过微积分，很开心地按此进度进行。不少完全懵圈的同学也不敢多言，只能赶紧上课外班先补习。初三女生的成绩是不错的，全班第一，她喜欢历史，有兴趣，记忆力也很强。但她的妈妈认为文科找不到工作，成功说服女儿高中学理科更好。理科虽然也行，但确实不如文科对她更轻松。除了历史之外，物理也是兴趣科目，似乎这也是她能够接受理科的原因之一。高三男生在六年前见过，那时初一，看着很有灵气，写得一手好字，古文诗词都很擅长。言谈间看得出在初中时也表现出历史方面的兴趣与优势，复杂的问答题总能以短小的回答得到满分。但同样，他的妈妈认为文科找不到工作，一定要学理科。当晚见时，高三男生的眼中已无灵气，疲惫不堪。两家人询问作者，小朋友未来应当如何规划。作者回答：如果小朋友没有方向，父母有资源，可考虑父母资源相关，求个安稳；但如果小朋友有方向，不妨给他们足够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自由选择。第一代人生于建国后，生活困顿；第二代人选择不多，要优先考虑生存，将他人的经验当作自己的目标，挣钱是第一位的；如果第二代人有兜底，对第三代人应当适当放手，尤其不宜以自身不掌握的信息做出误导。对白手起家的人而言，如果有足够兴趣，智商又在线，那文科生的收入至今也非常可观。只是作者那些智慧又多金的文科朋友非常了解“需求定律”，巴不得“文科找不到工作”能够深入人心，如此一来，未来的竞争将会减少非常多。每个时期，都会宣扬某些行业、产业在未来有巨大优势，这种“产业导向”其实是“选拔人才”的方式，可以理解为一种产业政策的“体制优势”。既然是选拔，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种选拔与每个时期的产业政策往往紧密相关，先塑造“赢”的普遍感觉，再“千金买马骨”，等势成，家长都趋之若鹜，若干年后，某个行业的“人才”就肯定不缺了。不但不会缺，而且大概率还要过剩，这样人力成本也能降到非常低，对产业发展有相当的促进作用。换言之，这种“选拔优先”的教育，其实是产业政策的重要组织部分，这是生产型（外贸型）国家的特色，因为生产优先、外贸优先，首要考虑的总是降低成本。但正如作者经常提到，“高科技”不等于“高收入”，高科技也可以过剩，最后决定价格的其实还是需求。外需受限、内需不振，如果不能在需求侧做足够修复，继续在供给侧用力，那只能越来越卷。人力市场尤其如此。人口众多，国力又足，以兴趣做导向，每个产业同样会有足够的人才产生。但贫穷是有惯性的，正因以前艰难困苦，人才匮乏，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在产业人才培养时很容易就再次被选择，尤其是当此“卡脖子”之时。作者在席间讲，这代人小时候没有选择的自由，如果现在能给孩子兜底，为何不给他们一次自由？AI的趋势，一定会让非常多普普通通的岗位消失，也就是说，曾经某个行业比其他行业具有整体优势的时代会逐渐结束。当人们认为AI会先消灭掉其他行业的工作岗位时，美国的互联网大厂却先掀起了裁员风暴，AI让计算机专业的就业先出现了困难，这谁能想到呢？并非一个行业出现了困难，而是大型公司未来不再需要养那么多人。每家企业仍然需要人才，但需要的是头部和顶尖的人才。如果做不到头部和顶尖，那能干到财务自由或退休都几乎不太可能。除非像欧洲那样走“社会主义”道路，从制度设计上让大型企业去解决就业。但即便如此，企业能够解决的岗位也是十分有限的。说一千道一万，如果没有兴趣和自驱力，又怎么可能自立，遑论成为头部和顶尖呢？牛马永远都不可能翻身做主人。作者举了饺子的例子，饺子在24岁时几乎没有存款，父亲去世后，他靠母亲微薄退休金啃老三年。试想，一线城市的子女如果能读上医学院，家庭条件又一般，却要拒绝工作在家啃老，有多少家庭能不鸡飞狗跳？但高三男生此时讲：毕竟只有一个饺子。作者问，那你未来想选什么专业呢，马上就要高考了。回答说，不知道。作者又问，那不考虑专业，你有什么兴趣？回答说，书法、画画、游戏。想做游戏行业吗？想是想，但学的是理科，美术都扔了。那你了解游戏行业吗？不了解。其实许多动漫和游戏行业的人都不是美术专业出身。游戏大厂招聘多少看学历和专业，但中小厂可能就在兴趣圈app里要有灵性作品的人。当然，大厂要规范很多，五险一金、年终都是足够的，但干到一定年龄喜提大礼包走人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归宿。大厂出来创业的，成了中小厂的主流，中小厂不规范的就多了。但还有一种，是游戏个体户，你知道《星露谷物语》吗？知道！《星露谷物语》是Eric Barone独立开发的，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游戏，他只是一名非常普通的大学生，还是个I人。是吗？（这是一整晚，高三男生眼睛里第一次有光）家长应当做的不是人云亦云地否定任何可能性。有的学生做奥数题就是他最大的兴趣，有的学生背诗词就是他最大的兴趣，有的学生读历史就是他最大的兴趣。人在每个时候都需要“盼头”，在每个时候都需要“眼前有光”，如果没有光的指引，如果没有盼头，智商再高，没有目标，不知为何而活，那每天就如行尸走肉。选拔式的教育，将人性恶发挥到极致。激励头部学生进取的，并非他们将能创造什么，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周考、月考、季考、期中、期末考试中击败其他人，自己能够存留下来。此时应该能理解《大逃杀》在年轻人中风靡的原因了吧。当然，并非每个家长都能给出明确的指引。因为大多数家长都只了解自己所在的行业，所以高考选专业才能挣大钱。但信息差往往都是当下的，专业选择又是一时的。如果在七年前，按照当时产业状况，土木、建筑都是优选，并且高考分数显示也是如此。但七年后刚毕业的今天，又是怎样的光景呢？所以真正可靠的专业选择，恐怕要对产业发展趋势有十年以上的预测能力。然而如果都有这能力了，何必还干高考专业选择呢？人生的选择，既要看到光，也要看到落寞。今天所谓的优势行业，等你毕业时仍然有优势吗？产业政策式的人才选拔，缺什么补什么，最终都会导致“过剩”，时间都会给出答案。如何能避免过剩对个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呢？似乎兴趣导向是唯一的办法。兴趣是超越行业的，兴趣与需求的结合就产生了行业，所以只要兴趣在，即便不能大富大贵，人生也一定是积极而精彩的。即便没有所谓“成功”，即便不可能人人都是饺子，但我试过了，我就没白活。家长应当想通，如果你想“成功”，你想领字节、阿里、Meta、MS的年终奖，就自己去努力，不用对你的子女有特别的期待；如果你想当丘成桐的学生，你就去考他的博士，不用诱骗你的孩子放弃周末唯一的兴趣时间去奋斗。丘老先生讲，丘班不是用来层层选拔的，是筛选出那些有天赋的孩子，给他们一片小天地。至于钱班，那没法评价了，大家都欺负钱老没法说话。席末，初三女生的妈妈庆幸在高中前能够了解到原来文科未来也不是找不到工作，尤其感慨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没有机会实现，如今应该给女儿试一试的机会；高三男生的妈妈有些后悔此前坚持一定要选理科，这几年过得不太开心，但高三男生似乎也了解到，原来并非没有学什么，就一定干不了什么。未来初三女生不一定将历史作为自己的职业，高三男生也不一定会投身游戏产业，但至少在这个时候，他们眼里有了光。这是年轻人应该拥有的，是这个时代和千千万万的父母明明可以给他们，但又都欠他们的。
最近，“本升专”相关话题再次登上社媒平台热搜。此次受到广泛关注的，是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据媒体报道，2025年，该校的动车组检修技术、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等多个专业备注招生对象为本科生。该校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学校的本科毕业生报名情况不错，2024年就完成了招生计划。这个消息引人关注，因为这是一种“学历倒挂”——先上了本科，再回头去读大专。▲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图/网络）这个现象，很多媒体用了一种相对开放、欢迎的态度去看待，认为这是破除“学历迷思”，“重新校准人生坐标”。话很漂亮，但无法否认这是反常的。花4年去校准人生坐标，那早读大专不就好了？可以省多少时间和精力？不仅大学4年省了，还省了高中阶段没日没夜、军事化管理、上厕所要掐点的苦读。无论如何，这种回炉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长达数年的投入打了水漂。这背后终究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自救。01“本升专”已经越来越常见，几年前就开始有媒体报道。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说，该校这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主要是想通过培训考取心理咨询、营养和健康管理等方向的证书。成都新东方烹饪学校的老师在报道中提到，在跟自己学习川菜烹饪的学生中，三成有本科以上的学历。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经有专科及本科学历的学生。2015年以来，大学生技师班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本科生。之所以“本升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找工作。像上面提到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看名字就不难想象去向是哪里，还是多少年轻人渴望的稳定大企业。像青岛技师学院也在报道中说，学生大多顺利就职知名企业，薪酬普遍高于同期应届生平均水平。有些话多少有宣传成分，但对找工作有帮助肯定是直接原因，否则，谁读书有瘾呢？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专就好找工作？02毋庸讳言，这是因为大专对应的工作不够“高端”。当然这肯定有人抬杠“职业不分贵贱”，那么就说得含蓄点，大专对应的岗位多在第二产业，而不是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向来就很缺人。2022年曾有数据显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三季度企业用人需求中有38.7%集中在制造业。同时，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有43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行业存在供需缺口；24个新进“最缺工”排行榜的职业中，超过半数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高达到54.2%，远高于其他职业。另外，《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至2025年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需求总量与供给总量差距不断拉大。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就业难都不存在，大量企业还缺人呢。只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穿上工人的蓝衫，甚至快递员的黄衫，专车司机的衬衫，工作当然还好找的吧。这就很吊诡了，一边缺人，一边又喊就业难，这种反差到底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愿进厂罢了。这个现象早就有了，几年前就有年轻人宁愿送快递、不愿进厂的说法，此前就有媒体调研发现，年轻人不愿进厂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低、不自由”，有老板甚至吐槽“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缺人，终究是有原因的，工作环境大概什么样，人们心里是有数的。而那些年轻人，辛辛苦苦地读书，背负了家庭的万千期待，不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去追求一个最起码进入服务业的未来吗？看看那些本科专业，经济、金融、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医药工程、计算机工程，哪一个不指向听起来就好听的“现代服务业”？只不过现在年轻人低头了，找不到服务业的岗位，那么就去“回炉”读那些“最起码保障一个工作”的大专吧。当然，现在“本升专”还谈不上多大规模。但如果有一天这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么更值得深思的还不是年轻人“找到自我”，而是产业格局出现了问题——碰到了某种天花板，无法再向上突破了，大量劳动力，只能堵在“第二产业”。03这背后也无法忽视这些专科院校自己的努力。没有所谓名校光环，也没有各种不着边际的折腾，它们想要在教育格局里生存下来，只能靠一个——就业。在一个报道里写的细节很有意思，一个本科生读了一个专科的多媒体制作专业，结果这个专业的名称就叫“××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直接就把甲方的名字、工作内容不掩饰地写在名字里，毫无心理负担。而这种思路才是对的。相比于大学，这些专科似乎对学生才更负责。很多大学，由于先天赋予的地位，它们并不用担心自己的经营，哪怕负面新闻缠身，大概也不怕“第二年没人报”。网民针对一些大学的负面新闻，动辄就说“明年分数线要降”，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呓语。但是专科就不一样了，它们真的要在市场中生存。它们的名头不会构成号召力，从来也挤不进各种排名，所能依靠的只有KPI——到底能把学生送到什么地方去上班。当大学还在忙着各种安排通稿，津津乐道于教学改革、重大成果、“对学生多么的贴心”，这些职业专科院校只能埋头联系企业、找到赞助、输送学生，做着一堆苦活累活。当然，专科学校也不是没有骚操作，什么把学生当免费劳力、压榨学生的新闻也不少，但专科的生存逻辑有根本的不同。就如同衡水中学对所有素质教育的冲击一样，专科也在用今天最大的教育KPI——就业，去打脸本科院校。你名气是大、专业是多、分数线是高、社团生活是丰富，但我能让学生有工作。这或许不够令人舒服，毕竟高等教育的各种所谓“内涵”，什么“大学精神”，就只剩下了就业。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本升专”的出现，终究是一种市场思维、务实精神的胜利，也是告诉那些大学们：真的关心学生，就好好帮他们找工作吧。
清北不香了？师范、军校、海关逆袭！谁在抛弃985名校光环？
2025年高考投档线魔幻反转：清华北大遇冷，华东师范、国防科大等院校分数线碾压985。考生用分数投票——"清北不给编制，国防科大给；985文凭再闪亮，不如公务员体检表盖章"。公费师范生、军校、海关院校成新宠，折射出"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的集体理性觉醒。2025年高考放榜，全国考生和家长的目光再次聚焦投档线。然而，今年的榜单却透着一股“魔幻”——清华北大在内蒙古历史类提前批最高投档线仅637分，位次跌至310-330；北大“强基计划”罕见未招满，江西考生甚至主动放弃清北名额。与此同时，华东师范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上海海关学院等院校的分数线直冲云霄，碾压一众985高校。名校光环失色，冷门专业成“雷区”清华投档线最低的专业是法学，北大强基计划里藏着公共管理……这些看似“体面”的学科，在就业市场却成了烫手山芋。法学需过法考（通过率仅11%-15%），旅游管理被戏称“天坑”，公共管理岗位竞争白热化。张雪峰一语道破：“企业招人先看专业对口，再看学历。”中山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放进提前批后，投档线暴跌至590分，足见考生避坑决心。“铁饭碗”成硬通货，公费师范杀疯了在内蒙古，华东师范大学的投档线比清华高出四五分；江苏历史类乡村教师计划分数线超越上海交大、同济；广西公费师范生专业组涨分超20分。甚至连非双一流的内蒙古师范大学，只要挂上“公费师范生”标签，分数线就能碾压211。考生们用分数投票：与其赌清北的“未知未来”，不如抓编制的“确定性”。军校、海关、警校：体制内赛道卷出新高度国防科技大学物理类投档线671分，江苏考生位次从2000名飙升至前600；上海海关学院四年间录取位次暴涨5000+，毕业生考公上岸率超90%。北京电子科技学院（657分）甚至能对标北航、同济……这些院校的共同点？毕业即锁定体制内岗位，待遇稳定且晋升通道清晰。正如一位考生所言：“清北不给编制，国防科大给；985文凭再闪亮，不如公务员体检表盖章。”“985神话崩塌”的背后：一代人的理性觉醒河南高考状元代易瓒（724分）放弃清北，选择国防科大硕博连读；江西家长群老师因学生弃报强基计划怒退群聊……这些极端案例背后，是就业压力催生的集体理性进化。数据显示，2025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179万，考公、考编竞争激烈程度空前。当“毕业即失业”成为隐忧，年轻人更愿选择“毕业即上岗”的路径。争议：我们这一代，还有星空吗？有人批评：“年轻人眼里只剩编制，没有理想主义。”但更多声音反驳：“活着才有未来。”一位家长分享的真实案例戳中痛点：孩子为名校光环选985化学专业，毕业后考研两年仍未果；同期二本电气专业的同学已入职国家电网，收入稳定。现实面前，专业对口远比学校名头重要。#热点观察家#结语：志愿填报的逻辑已变2025年的投档线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家庭对教育投资的深层焦虑。从“冲名校”到“求稳妥”，从“学历至上”到“编制优先”，这场志愿变革背后，是经济周期、就业结构、社会观念的共振。或许正如网友调侃：“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教育的终点是上岸。”当“铁饭碗”成为刚需，清北的光环还能闪耀多久？这个问题，值得所有人深思。